融资服务合同纠纷律师：虚假承诺法律责任认定

一、虚假承诺在融资服务中的两种典型面孔

这类案子办多了，你会发现，虚假承诺在现实里主要就两种模样。

一种是吹自己的本事。比如跟你说，“我们跟某某顶级资本有直通通道，别人递不进去的案子我们能递”，或者更直接的，“这事交给我们，过会率百分之百”。实际上呢，他可能就只是把你的商业计划书群发了一圈邮箱。另一种是吹资金方的底子。明明是成本极高的民间拆借资金，非要说成是银行的低息产品；或者资金根本还没个影儿，就催着你先把几十万的尽调费、咨询费付了。

到了法庭上，法官怎么看这事儿？他不会单揪住你某一句话不放，而是会整体来看。看什么呢？看你说这话的时候，是不是足够具体。你说“我资源丰富”，这顶多算商业吹牛，没人能追究你。但你要是白纸黑字或者拍着视频说，“下个月15号之前，保证五千万到账”，那性质就完全变了。法律上，我们管这叫“具体、明确，足以产生合理信赖”的陈述，这是认定虚假承诺的第一步，也是最关键的一步。

二、从真实判例看虚假承诺的司法认定逻辑

讲一个在业内很有参考价值的案子。苏州中院审理过一起某科技公司诉某普惠信息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。案情不复杂：某普惠信息公司的员工在推介融资服务时，冒用了金融机构的身份，并且故意隐瞒了真实的贷款条件，承诺能够帮科技公司拿到“随借随还”的低息授信产品。科技公司信了，签了服务合同。结果呢？实际促成的贷款产品利率远高于当初的承诺，还附带严格的提前还款限制，跟当初说的完全是两码事。科技公司发现后立即提出异议，并且在短期内提前结清了全部贷款。

法院最后认定某普惠信息公司在缔约阶段存在欺诈行为，在履行阶段构成根本违约。判决的逻辑很清晰：你冒用身份、隐瞒真实条件，这违背了居间人法定的如实报告义务；你承诺的是“随借随还”低息产品，实际给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，这导致对方的融资需求彻底落空，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。

如果我是这个案子中科技公司的代理律师，我的诉讼策略会分三步走。第一步，死死咬住“欺诈”这个定性。我会把对方员工冒用金融机构身份的证据——微信聊天记录、电话录音、名片照片——全部整理成链条，向法庭证明：对方从一开始就没有诚实交易的打算，而是通过虚构身份来获取信任。这一步的目的是为撤销合同铺路，同时也在法官心里种下一个印象——这家公司的行为不是一般的违约，而是带有主观恶意的欺诈。第二步，在撤销权可能面临除斥期间争议的情况下，我会同步主张违约责任作为备位诉请。这个案子里有一个对我方非常有利的事实：科技公司在发现真相后立即提出了异议，并且短期内结清了贷款。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——我根本不接受你提供的这个产品，我是被你骗了才签的合同。我会把这一点反复强调，用以切断对方可能提出的“你已经接受了服务”的抗辩。第三步，在赔偿范围上，我会主张对方不仅要退还全部服务费，还要赔偿科技公司因提前结清贷款而产生的资金成本损失，以及为寻找替代融资而额外支出的合理费用。因为这些损失，都是对方欺诈行为直接引发的后果。

三、融资服务收费的“质价相符”原则——另一个维度的攻防

还有一个案例值得拿出来说一说。成渝金融法院在2025年判决的某银行诉某房地产开发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，入选了人民法院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典型民商事案例，主笔法官是综合审判第二庭的马李飞法官。这个案子虽然表面上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，但里面的法律逻辑跟融资服务合同纠纷是相通的。

案情是这样的：2018年12月，某银行跟房地产开发公司签了一份《融资承诺协议》，约定银行承诺提供3.5亿元的融资额度，房地产公司要支付1000万元的融资承诺费。协议里还特别约定，就算额度没用完或者协议提前终止，这笔承诺费也不退。签约当天，房地产公司就把1000万转给了银行。后来房地产公司确实借了3.5亿，但没按时还款，银行就起诉要求还本金和利息。成渝金融法院二审的时候，主动审查了这笔1000万承诺费的性质，最后认定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》第五十条规定，商业银行在银团贷款以外向借款人收取融资承诺费缺乏依据。调配筹集资金是银行应承担的经营成本，不能转化成有偿服务另行收费。2025年4月3日，法院作出判决，把这1000万从借款本金里直接扣掉了。

这个判决的典型意义在于，它对超出金融监管规定的收费范围、变相增加企业融资成本的行为作出了否定评价，彰显了司法裁判对金融市场行为的规范引导作用。

如果我是被告房地产公司的代理律师，我会从这个案子里提炼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抗辩思路，那就是“质价相符”原则。什么意思呢？你收了我多少钱，你就得提供对等的、有实质内容的服务。在融资服务合同纠纷里，很多服务机构收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服务费，但实际干的活就是转递了几份材料、打了几个电话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会申请法庭对服务方的实际工作进行实质性审查：你到底联系了多少家资金方？安排了多少次有效路演？提供了什么样的专业咨询意见？如果对方拿不出扎实的工作记录来证明服务的“含金量”，我就会主张，即便合同有效，服务费也应当根据实际提供的服务价值进行大幅调减。这个抗辩思路，在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得到认可，因为它契合了一个朴素的道理：你不能收了五星级酒店的钱，提供的却是招待所的服务。

四、被告方的防守之道：划清商业风险与法律欺诈的边界

当然，我也代理过不少被告，也就是被追责的服务机构。这种时候，我的核心工作就是帮法官划清一条线：商业风险和法律责任之间的线。融资这回事，本来就没有百分百成的。资金方临时变卦、市场政策突然收紧，这些是任何人无法控制的商业风险，不能让中介机构来承担这个后果。

我的抗辩思路，不是去否认那些话，而是去证明“我们当时说那话是有底气的，而且我们真干了活”。怎么证明？把工作底稿拿出来，什么时候联系了哪家机构的谁，什么时候安排了什么会议，差旅记录、会议纪要、邮件往来，一项一项摆出来。让法官看到，我们不是在骗，我们是在踏踏实实地做事，只是事没成。我有个案子，就是靠这么厚厚一摞工作记录，成功说服了法官，最后只判了我们酌情退一小部分费用，驳回了对方欺诈的诉求。

这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反制手段。如果原告方主张欺诈，但拿不出足够证据证明签约时我方就“明知”资金无法到位，那么我会反过来主张原告在缔约过程中也存在过错。比如，原告作为一家经营多年的企业，对融资市场的基本规律应当有清醒的认知，对于“百分百过会”“保证放款”这类明显违背市场常识的承诺，其轻信本身也构成过失。依据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关于与有过失的规定，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，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。这个抗辩角度，在实务中往往能起到有效降低赔偿金额的作用。

五、给企业和机构的几句实在话

说到底，防范这种事，最好的时机永远在签合同之前。我常跟企业客户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：所有让你心动的承诺，如果对方不敢白纸黑字写进合同或者附件里，你就得在心里打个问号。这个要求本身，就是一个试金石。同时，保留好签约前所有的沟通痕迹——微信、邮件、录音，在诉讼中，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往往比精心设计的合同文本更具杀伤力。

反过来，对服务机构，我也总劝他们，别把话说得太满。在合同里大大方方地写明“融资活动存在不确定性，我方不保证必然成功”，这不丢人，这是专业。同时，管好你底下业务员的嘴，别让他们为了那点提成，给公司埋下一颗颗定时炸弹。成渝金融法院那个案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教训——银行收了1000万的承诺费，最后被法院直接从本金里扣掉，等于白忙活一场，还搭上了诉讼成本和声誉损失。

处理这类纠纷久了，我最大的感触是，法律在认定虚假承诺时，其实是在做一件很朴素的事：它要保护人与人之间、企业与企业之间那种最基本的信赖。你说了，别人信了，付出了代价，那么你就要负责。每一份判决，都是在为商业社会的诚信底线，打上一个新的界桩。作为律师，我们不过是在这条线上，帮当事人找到那个最接近公平的刻度。

关键词

融资服务合同纠纷律师； 虚假承诺； 融资欺诈； 

居间合同； 缔约过失； 撤销合同； 

违约责任；质价相符； 服务费返还； 

商事诉讼；